牛文文：我就客串一把主持，搜狐IT的《博客训练营》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一直办得非常好。今天又请来了开复。最近是全球经济一个大的拐点，三十年前我们就是从创业起来的，三十年前，邓小平说中国可以创业，然后中国就起来了。现在我们中国的模式和国家的经济、社会重新呼唤创业，那些创业者，那些鼓励创业的人，那些有创业精神的人受到了我们英雄般的崇拜。我们今天请来了在创业方面很有影响力的李开复来给大家讲讲创业。我先问一个问题。
开复是从美国到中国，去美国之前，也见识了那个时候的中国，你对中国和以前环境的比较，因为现在是一个经济低点，大家都说低点要缩着脖子，也有人说低点要创业，要往前走。现在是一个好时候吗？
李开复：说实在的，我没有创过业，但是我曾经在大部分人认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创业创新公司，苹果、微软和Google工作过。在这些公司工作，那三个公司都是典型的硅谷公司，我在98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，我也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《中关村能不能成为硅谷》，当时我还是抱着比较保留的想法，因为我看到了很多差别，十年后这些差别已经不存在了。十年前我看到的几个大的差别就是，在国外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风险投资的体系，中国还没有。今天中国已经有了。当时我看到的是，许多在国外个人愿意冒风险，来尝试一些事情，更多当时的中国人还是比较保守的。在学校的遮掩、保护之下来做创业工作。这是不合适的。我觉得做好一个创业的工作就是能够期望着得到巨大成功的回报，但是也要担当得起严重失败的后果。当时在很多高校之下的创业，我不认可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成功的创业，大部分不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出来的。我们看到的更新一代的创业，也就是个人在VC的支持下，愿意冒着风险来做的。这个也做得非常好。十年之内也解决了。
当时硅谷有一个人脉，一个创业者，他更重要的是，他认不认识很多人，他是不是能够得到很多的资源、帮助，当你创业的时候，你不再是一个人把自己的理念发挥出来，或者是技术专家，你要找懂财务、市场、运营的人，一帮人要一起工作。你的人脉是不是特别强。当时我觉得中关村还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人脉的体系，这个我们今天也克服了，当时最后能够想到的就是一种接受失败，甚至鼓励失败的气氛，在硅谷，你的创业失败绝对不会在你的人生打上一个负面，反而认为你在下一次的创业的时候成功的几率会更高。这一点，中国还是比较保守的，比较惧怕失败。这不符合创业，这是一万个里面有一个成功的概率，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样的挑战，降低自己的风险，但是这万分之一的概率还是事实。我们必须要能够在多次失败以后，成功的概率才会变大。总体来说，整个环境会越来越适合创业，这十年变动得非常大，在硅谷的任何十年，也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变化。整个环境是好的。
我不赞成退学或者一毕业就去创业
牛文文：的确是。今天看起来你讲的这四点，从投资环境、创业者本身、人脉和是否曾经失败。中国今天的确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最近我也在想，中国创业的主流人群，最近这十年有没有变化？感觉再早一些，是中国的边缘人士在创业，柳传志他们那个时代都是边缘人士在创业。在主流的人里面没有去创业的。最近的一些人都是年轻人、学生在创业。现在有一些变化。最近我们也做了一个选题叫“创二代”，什么样的人才创业呢？以前是脱贫、想找出路的人。现在他已经成功了，他已经在职业领域里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，一些大机构里面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，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经验和商业经验，也有人脉，找到他应该找到的投资，发现了有可能成功的商业模式，然后再开始创业。我看到很多互联网领域，也不是纯粹的草根式的创业者。尽管互联网里面创业非常容易，门槛比较低。但是我觉得成功者再创业。如果三十年前是穷人创业，现在是已经准备好的创业。我想归结为创二代，你是怎么感受的？
李开复：应该是有一些。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，那些相对在业界有很多经验的，往往也不会创业成功。有一定的经验很好，也许是三年、五年，最多十年左右。我发现有了太多经验的人有几个问题，非常舒服了，我们在国外评估一个计划的时候，你就会看，这个公司的领导者是否够饥饿？这个如果成功了，他可以大发一笔财，不成功，他也不会饥饿。这样的人不适合创业。我不赞成退学或者一毕业就去创业。有几年创业经验的，尤其在一个很好的机构里面学习过。
牛文文：华为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司，但是华为公司中层以上的出来创业了。海信的几个人也出来创业了，联想几个人也出来创业了。大公司中成里面的特别多的人，觉得我积累得差不多了，也不想按部就班，追求可确定的未来，他想追求不确定的未来。他们更容易找到一个商业模式，我感觉这是新一轮的创业潮。
李开复：他们是创那些风险不是那么大的，但是成功也不是那么巨大的公司？
牛文文：他们是属于高管创业。比如说携程，携程几个创始人，沈南鹏是德意志银行。他们分别是来自很好的公司的人，然后合作起来找到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。几个人合起来打创业，这一轮会不会像所谓的车库创业？
李开复：我觉得携程的机会不见得那么容易，因为当时中美之间的信息不是那么的流畅。现在美国有一个创业以后，可能两三个星期以后就到中国来了。现在更需要自己找一些新的方法。
牛文文：尤其我们的创业，很多人都是模仿型的。中美之间有一个信息屏蔽，大家发现一个新的模式，就搬过来，拿很多的钱砸。06年的10月份，你把佛里曼请过来。他问中国的企业创新成功率有多大，我们谁也不敢回答。现在中国的企业创业有没有改变？
李开复：有改变。过去大部分的创新都是得奖的或者是技术的突破。我觉得不是这样的。任何一个新的运营模式的创新，像戴尔这样直销的工作我觉得也是创新。如果从这个定义来的话，在座各位对创业有兴趣的，我们创新并不在乎它的想法是否新，而是能否给用户带来更多新的价值。这种创新会越来越多。过去主要是从国外引进。现在我看到很多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创新。像腾讯这样的公司，他们用了很多新的产品，还有搜狐这样的公司。原来这个公司可能是学了某一个国外的公司，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，就开始自己的发展。阿里巴巴也是这样的途径，网络游戏也是，已经青出于蓝。中国网络游戏商业模式的创新，已经超过了国外人的想象。我跟国外人谈起来，他们觉得不能相信，而且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商业模式，但是往往认为这在美国不一定行得通。
牛文文：在深圳这边有很多的创新商业，有一些是给大公司做物流，但是也没有单独的那么一个公司做得那么开。你会发现中国的土地大了以后，现在有一些完全国外没有的，他慢慢能够生长出来，这一轮的创业有可能是弥补我们过去30年前的后五百强的梦想。他们基本上都是世界工厂，大批量的中国制造。现在是意大利式的创新，基于细分人群的需求，但是这个需求是升级的。你就不会一下造很多出来，你可以服务一部分升级的富人的需求。现在很多人创业再也不想把规模一下搞得那么大，为全世界服务，很多人想说我为我特定的一部分人做一个不可替代的东西。
李开复：很好。中国和印度最大的差别是内需市场，所以能够刺激很多的需求。你可以去硅谷看一下，为什么苹果、Google这样的公司会生在硅谷。真的技术这样的突破还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。我也不怀疑再过十年左右，会有突破性的技术性的创新公司出现。
牛文文：你认为太阳能算不算？硅谷转型太阳能，说VC和做芯片的公司协和起来联合做太阳能。中国太阳能领域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创新的模式？
李开复：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有一句话，需要是创新的母亲。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，今天全世界需要新能源，就是中国和美国。我觉得这个方面的创新应该是来源于这两个国家。
牛文文：现在有一些国外回来的人把他们的技术和感觉拿回来，构建一个全球化的模式。我们感觉它像一个后硅谷产业，必须有投资才能做太阳能，否则你做不了，这里面失败的几率很大。它有一点像互联网行业一样。
李开复：可能更像硬件和投资的行业。除了互联网之外，所有的能源都是很好的项目。因为能源的需求是全球的。
不能期望创业者永远很快乐的工作下去
牛文文：中国对把企业卖给Google这样的人，最近的事情，中国人现在关心两件大事，一件是喝的果汁，一件是喝的奶。前面这一家想卖给可乐，中国有20万网民说不能卖。等奶粉的事情出来以后，网友说，原来卖了还是好的。卖给可乐可信度还是高一些。创业者把自己的公司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卖给别人，不管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，这种文化在美国和中国你感觉有什么区别？就是创业者的退出。其实现在大家很难退出？
李开复：我觉得退得多。比如说当时微软买的几个公司，最后创业者都退出了。中国也有很多例子，其实例子无关，当你作为一个创业者，一个成功创业者的定义就是你希望能够拥有，你希望能够创一番事业，能够做最后的决策，你被买去以后，买你的公司一定对你企业的价值有他的定位，他可能把你的平台拿去补他的平台，所以这些创业者往往不会那么开心，他们的离职我们也不用在意。收购者最后还是得到了回报，创业者也得到了他创业得到一定的价值。还是皆大欢喜。我们不能期望他们永远很快乐的工作下去，这个概率是很小的。
牛文文：出售公司未来几年在中国是比较多的事情。很多公司不是自己做不下去了，而是有更大的公司盯上他了，如果你不卖的话我就做一个更大的把你打垮。
李开复：做一年不做了，再去创业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。
牛文文：我听说有一种职业创业的人？
李开复：对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金.克拉克。他倒不一定被收购，他的SGI创了以后，公司大了他做不下去了就走了。后来又创了一个公司，根本没有介入管理，又创下一个公司。
牛文文：在中国很难有这样的文化。尤其你早期开始越难，越要撑到底。如果你中间溜了，对你的评价就不一样了。
李开复：希望以后的环境不是这样。
成功创业者他们都是很有弹性的
牛文文：你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说，是发现一个创新模式更重要，还是坚持大家不是很肯定的模式走到底的意识重要？对于一个创业者什么是比较重要的？以你的了解来说。自打我办了杂志，人家很多人说我有问题。我说人人都是创业家，人家说不可能人人都是创业家，创业的人有天生的气质，不适合每一个人。哪一种人最适合创新？
李开复：我看到的成功创业者他们都是很有弹性的。他们有他们的理念，他们会坚持他们的理念，但是不见得会坚持一个产品。比如说比尔盖茨，他的概念就是软件比硬件更重要，但是当他发现了IBM想要买的是巴斯，他就自己买了一个操作系统，包装成自己的，再卖给IBM。他并不是那么有原则性的。Google的创业，虽然我们很重视整合全球信息，一定要做搜索引擎，但是对商业模式反而没有特别大的认知。而我们更认为的就是把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广告在不伤害利益的情况下再做。我们也发现很多公司成功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转型。最特殊的例子是HP，最开始两个人创业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做什么。就觉得我们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们都是斯坦福的高材生，我们就一起做。做了很多种，最后一个做成了。不管是苹果对用户的坚持，或者是Google的价值观，或者是微软的软件改变世界的坚持，或者HP的HP WAY，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价值观。中国的创业者如果希望改变世界，而不止是多赚一点钱的话，这方面应该想得更多。
牛文文：创业人的气质更重要。经常有人问成功的创业者。说你这个商业模式更重要还是其他的？他说商业模式不是最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团队。我问过马云，我也问过其他人，他们都觉得我这个模式是独创的，全世界没有。模式不重要，你能不能守住它，就是看你这个团队能不能坚守住它。
李开复：这也不代表技术创新不重要。我工作的几个公司里面都非常重视技术创新。只是我们看到了技术创新会被模仿，只是你能不能够有一个足够强的团队，当你上一个创新被模仿的时候，下一个创新又推出。这样你还是可以有技术的优势。
牛文文：你怎么看山寨机？在美国的创新都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受到保护的创新，一个天才的创意从会受到人喝彩。在中国创新，你要受到保护的创新几乎没有。所以大家干脆直接拆开了。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？
李开复：这个事情我不太清楚。
牛文文：它是一种破坏性的创新，是一种黑客式的创新。对别人不是非常尊重东西的创新。
李开复：但是他有没有做明显法律不允许的事情？
牛文文：反正你找不到相关负责人。
李开复：这在一个不太成熟的市场中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市场很快成熟起来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法你可以模仿别人。在合法的情况下。大家要懂一点法律知识，尽量用法律允许的方法来做。
牛文文：我去看山寨机有这样一个感觉，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了，我养200个人很难养，如果一个技术不是很成熟的话，我很难推出。在深圳有一些高手组合在一起，我的待机时间最长，单项指标全中国、全世界第一，我手机的某一项功能最多。他把某一项功能推到极致，而且敢于推出这种东西，传统的大手机厂商不敢采用的。山寨精神在今天的中国不但是敢于模仿，他敢把市场上你不敢确认大手机厂商待机时间最长，但是山寨人敢这样说。美国也是这样的吗？